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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国内外经济、金融、科技、文化、安全及民生等，都在发生深刻的改变，各地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都是广泛而深远的。随着我国对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为适应疫情防控新形势和新冠病毒变异新特点，在不断提升对疫情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基础上，我国政府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已探索走上一条畅通经济循环、促进市场需求恢复，同时有利于防控疫情、加快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疫情防控之路。可以预料，这条与经济发展共赢、共促的道路，为我们迎来后疫情时代，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同样它也向城投行业提出了挑战。  

二是虽然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已经收官，但是城投转型任务将提档加速。在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启动以来，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提供了有力支撑。随着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收官，国资国企改革又将开启新的征程，其中，城投行业将重点聚焦混改和市场化经营机制、科技人才、并购重组等发力点，通过对前期政策的整合以及系统性地扩大应用范围，将改革红利逐步释放。随着对地方隐债监管的趋严、城投融资限制增多、以及部分区域加强债务集中管控，城投整合的数量迅速增多，各地区城投整合动作频繁。一方面，城投公司的整合节奏明显加快；另一方面，城投公司整合模式呈现多样化，并且资产整合和新设合并成为最常见整合方式。同时，为了适应企业资产规模、业务布局和管控模式带来的变化，从强化内部管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目的出发，也需要结合国资委系统开展的对标一流管理工作，不断把城投企业的管理和能力提升，向纵深推进。预计进入后疫情时代以后，城投行业的管控体系、制度建设等将逐步走深走实，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人才引进机制、人才培养考核机制、人才的中长期激励等各类关于“人才”相关的改革将成为热点和突破口。

三是存量债务压力依然存在，规范理性融资成为常态。一方面，后疫情时代，仍将延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地方债务的严格监管，也属于“新常态”。隐债“控增量+稳存量”政策导向将一以贯之。另外一方面，从恢复经济角度，后续各投资领域或将继续出台政策支持城投企业参与地方重大项目和新兴产业的投资，并加大城投企业存量资产盘活及转型整合力度。此外，在进一步完善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长效机制的背景下，国家还将通过重点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深化政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蝇贪”，进一步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因此可以预见，城投类企业的融资环境不会看到明显的改善。且未来城投债市场分化仍将加剧，部分城投企业违约风险将增高，带来城投再融资能力趋于分化，城投融资格局发生分化，弱资质地区和市场化主体的债务接续风险大幅增加。预计在隐性债务“控增化存”监管加码、房地产行业风险持续发酵背景下，净融资环比、同比将延续下滑。弱区域、弱资质城投风险事件频发对区域融资环境的影响仍将持续，对于地方政府的债务管控方面，仍坚持防范系统性风险是底线，禁止新增隐债是红线。同时，随着风险分化和累积，规范融资成为常态，部分城投违约风险或将暴露。

四是产业投资引领作用逐步增强，在基建保障、资产运营、产业升级方面持续深化。随着后疫情时代来临，为更好地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服务城市发展、增强自身造血能力，近年来城投公司热衷的市场化转型方向之一就是城市综合运营商。在城投转型的几大维度中，一是聚焦产业升级，精准“延链补链强链”。围绕主营产业链上下游，通过“投资建设+运营服务”的方式，加强精准“延链、补链、强链”，持续推动产业升级。二是依托主营业务，拓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当前，国家大力推行供应链金融，构建供应链中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企业一体化的金融供给体系，畅通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运行效率。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一方面供应链金融市场空间快速打开。另一方面，供应链金融业务将为城投企业发展提供强大助力。发挥其在供应链业务上核心优势，促进各业务主体协同高效发展；促进集团营收增长、增强资产流动性；拓宽融资渠道，增强资金来源稳定性；促进供应链+金融的融合和优势互补。

五是参与资本市场的意愿明显上升，投资并购日渐频繁。为推动城投行业的实体化发展，未来，基于转型的迫切要求，城投企业对以资本市场并购、产业链延伸、新兴产业投资等为主导的产业投资布局，将更加关注和产生兴趣。随着地方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并购式招商正在成为风潮，预计城投公开市场并购步伐仍将加快，城投企业参与重大产业项目，上市公司股权的收购、投资，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逐步做实平台公司，完成从融资建设主体到参与经营型业务的转变。加上受“合肥模式”的影响，城投类企业对于新兴产业投资的需求加大，也逐步赋予传统投融资平台产业引导投资新功能，并在城市产业开路布局中释放更强大的“城投力量”。后疫情时代，除围绕主业加强产业投资布局，强化产业链拓展之外，越来越多的城投企业，围绕数字中国、创新驱动、双碳战略等国家战略，开始涉猎新兴产业投资。预计有更多城投将持续加大新兴产业布局，涉足大数据产业布局、新能源相关产业投资布局和智慧城市相关领域的布局。随着城市开发发展到城市品质提升阶段，以智慧城市、智慧园区、智慧社区为主导的数字化发展，成为城投参与带动城市品质提升，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切入点。

六是受国家政策影响，为开辟持续增长赛道而转向绿色低碳发展。根据二十大报告指出的“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城投企业践行国家战略，履行使命担当，深入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加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投资布局，积极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与综合开发意愿明显。作为城市建设和运营主体，各地城投公司持续推动传统领域低碳化发展，并积极布局低碳循环产业。在双碳战略推动下，静脉产业成为“无废城市”建设重要抓手，静脉产业园成为“无废城市”主要实现手段。同时，在生态治理开发的优势进一步发挥，一是涉足矿山与土壤修复空间业务。二是区域水生态环境治理业务。三是大量参与生态环境综合开发模式（EOD）项目。作为国家在生态价值实现方面的重要创新，近年来，EOD模式成为继PPP模式之后的又一大项目焦点。随着国家对EOD模式相关支持政策的明确，EOD模式将成为实现环境治理与开发的重要模式，也是城投公司实现城市或片区融资、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转型的重要选择之一。

七是迎来存量资产盘活机遇，特别是将迎来文旅产业的报复式增长。过去几年，由于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旅游市场十分冷淡。各地城投类企业投资形成了大量的文化旅游地产或设施，也因为受疫情影响，这些资产大部分处于闲置或低效运转的状态。可以预料，进入后疫情时代以后，这些方面的情况，都将得到明显的改观。一是全国范围内将迎来文旅产业的报复式增长。随着文旅产业市场经营的规模和投资信心的急剧增长，为扩大城投行业的文旅项目经营，壮大地方文旅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环境。二是对于城投行业以往在文旅项目方面的大量投资而言，对这些资产和设施的盘活、利用，带来了良好的机遇。特别是文化与旅游相生共兴，相辅相成。随着后疫情时代来临，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旅游者正跨入深度旅游阶段，文化也日益成为支配旅游活动的精神支柱和旅游经济的重要引领。因此，将文化内涵贯穿到旅游全过程，实现旅游形式和文化内容统一，用独特的文化品格和文化魅力诠释旅游，有利于凸显旅游产品特色，提升竞争力和吸引力，加快旅游业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区域形象全面提升，有利于优秀文化弘扬传承，更有利于文化产业加速繁荣。

二是国企平台公司在管理方面完全“去行政化”，还比较难。由于长期存在的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国企平台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都是地方政府委派、管理，由于存在体制内身份或任期制原因，在任期内，最终还是以完成政府指定性建设任务为主要目标，对企业的长期经营规划执行的能力和韧劲，包括坚守都还有待探索。加上国家在政策上，还存在一些不太配套和不明确的地方，也造成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目标和管理之间的不一致、不协调。特别是对于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和工程，受传统融资建设方式的影响，谁融资谁偿还的规则，并不能完全执行，这也造成地方国企平台公司在剥离代政府融资的职能以后，仍然存在融资建设公益性项目和低回报项目的情况，也延迟了平台公司脱离行政化方向，向市场化、实体化、产业化转型的步伐。

三是人才队伍建设，缺乏内生活力和动力。由于大部分的城投公司管理层，由政府委派，如何切实抓住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这个“牛鼻子”，通过“揭榜挂帅”、“赛场选马”，更大力度开展职业经理人市场化选聘，切实推进“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也非常重要。同时，面向社会分级分类招聘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建立以合同管理为核心、以岗位管理为基础的市场化用工制度，落实人员竞争上岗、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等制度，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的员工退出渠道和正常流动机制，实现员工“能进能出”。并进一步对企业员工总量、管理人员比例、组织机构部门等方面精简优化，提升国有企业人力资源效能。充分发挥薪酬制度的“风向标”作用，建立健全与选任方式相匹配、与市场相适应、按业绩和价值贡献决定薪酬的分配机制，真正做到薪酬“该高的高，该低的低”，推动薪酬分配向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才和一线岗位倾斜。对于市场化经营程度高的企业，如何探索超额利润分享机制，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出台相应的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增加改革创新举措，扩大企业的薪酬调控空间和激励力度，以解决职业经理人偏少，收入偏低，市场化引进人才基本不可行的情况。此外，地方政府部门对人员的人事管理方式导致考核与薪酬管理、晋升机制等竞争性不够。主要体现在收入偏低、管理偏紧、活力不足、市场化程度不足，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的状况，也需要改变。

四是要真正打造成城市运营商和城市产业引领者，还存在许多短板弱项。从地方政府对国企平台公司的功能和定位来看，在城市建设开发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在城市资产运营和管理中发挥突击队作用，已成为地方政府对国企平台公司的基本期望。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产城融合、产融结合已成为趋势，地方政府当然希望国企平台公司能够尽快成为推动城市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的投资引导者和产业发展的推动者。因此，作为地方国企平台公司在后疫情时代，一方面要不忘初心，突出主业不动摇，通过强化好自己的功能定位，履行好政府赋予的五大职能：即按照国家调控经济和产业布局要求，积极引导政府投资的方向，履行好政府投资导向的职能；对已经授权经营管理，包括控股、参股的企业实施好股权管理，规范好企业经营，提高投资效益，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履行好国有资产和股权的管理职能；通过并购重组、资产、股权出让等多种形式，实现存量资产的活化和增值，履行好城市资源和国有资本的经营职能；通过采用PPP、ABO、F-EPC和债券、基金、信托等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手段，履行好为政府项目建设筹措资金的操作职能；通过实施城市规划建设项目，将市场化和公益性有机结合，打造好优势主业，加速资本扩张，提高自身盈利水平，履行好为财政减负、增加税收的职能。

同时，要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的精神，公益性项目融资也将从政府平台公司职能中剥离，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资产的运营和维护，则需要以市场化方式运作。因此，要牢牢把握自己的使命和定位，按照“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要求，打破职能交叉、资源分散、部门利益分割的限制，理顺政府职能部门与国企平台公司之间的关系。以投资效率和经济效益为参照系，将政府的要求和国企平台公司的实际结合起来，将城市建设开发规划和投融资平台公司的业务经营计划结合起来，将城建项目的融资与投融资平台公司的资产经营结合起来，与财政合理分工，协调联动，加速城市建设和开发的速度，提高城市资产经营和维护的效率。

因此，在当前即将进入后疫情时代，各级地方政府应当高度重视国企平台公司的改革提升工作，并把它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要集中打造资产规模大、经营业绩好、管理能力强、信用等级高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要从多方面和多部门联合，着力解决制约国企平台公司建设和发展的根本问题，着力排除当前国企平台公司普遍存在的存量债务化解、新建项目融资和转型发展提升这三方面压力，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国企平台公司创新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