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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区域分化加剧，弱区域城投融资越来越难，尤其是2021年以来，永煤违约和城投融资政策收紧导致市场风险偏好较低，区域分化更为明显，好区域城投债净融资持续为正，而弱区域城投融资缺口较大。2021年，江苏、浙江、山东依然保持较高的净融资量，其中江苏2021年以来城投债净增5050.5亿元，浙江净增4620.4亿元。而天津、云南、辽宁等弱区域城投净融资缺口较大，其中辽宁连续5年净融资为负，城投债市场逐渐萎缩；天津和云南属于永煤违约后被明显分化的省份。

截至2021年11月16日，全国存续的城投债规模为12.9万亿元，其中江苏存量债规模最大，为2.7万亿元，浙江和山东紧随其后，分别为1.6万亿元、1.0万亿元，而海南、青海、西藏和辽宁存量债规模均在200亿元以下。分品种来看，全国城投公司债、协会产品和企业债余额分别为5.1万亿元、6.1万亿元和1.7万亿元，占比分别为40%、47%和13%。各省份公司债占存量债比重在15%-60%之间，其中，贵州、海南、浙江和山东占比在50%以上，而湖北、内蒙古和甘肃占比较低，均在20%以下。

我们还统计了城投存量信用债余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大于300%的区县，共有95个，其中有41个大于500%。存量信用债余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大于300%的区县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苏、重庆和湖南，分别有21、20、14、13个区县。其中，重庆和湖南的区县存量信用债余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多在500%以上，分别有10个和8个。

进一步地，我们在城投存量信用债余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大于300%的区县中，筛选出公司债余额占存量信用债余额比例大于50%的主体，一共有291家。其中，有126家主体公司债占存量信用债比例为100%，但其存量债规模相对较小，在2-47亿元之间。从区县分布来看，95个区县中81个区县内有公司债占比超过50%的城投平台，其中，浙江的长兴县、海宁市，江苏的惠山区、金坛区均有10家及以上城投平台。

从主体存量债余额层面看，截至2021年11月16日，共299家城投平台存量信用债余额超过100亿，其中94家超过200亿，主要分布在江苏。存量信用债余额超过200亿的城投平台分布在24个省份，其中，江苏一共有17家，居全国首位，其他省份均在8家及以下。地级市层面，南京市有6家城投主体信用债存量大于200亿元，济南市有4家，常州市和成都市均为3家，杭州市、青岛市等9个地级市有2家，亳州市、常德市等26个地级市有1家。

存量信用债余额在100-200亿元的205家城投平台分布在27个省份，其中江苏有55家，位居第二的浙江为22家，重庆、山东、江西、湖南和四川均在10家及以上。地级市层面，南京市信用债存量在100-200亿元的城投主体数量依然最多，为11家。成都市为8家，南通市、绍兴市和苏州市分别有6家，淮安市、青岛市、无锡市和长沙市分别为5家。

从2022年城投债到期及行权品种来看，贵州省公司债到期及行权占比较高。全国2022年到期及行权城投债中公司债占比41%，各省份占比差距较大（5%-81%）。其中，贵州省2022年城投债到期及行权规模为728亿元，公司债到期及行权589亿元，占比高达81%，公司债再融资压力较大。黑龙江、山东、浙江2022年公司债到期及行权占比在50%以上，不过黑龙江公司债到期及行权规模较小（60亿元）。而宁夏、辽宁、湖北和安徽2022年公司债到期及行权占比较小，均不超过20%。

从2022年城投债到期及行权节奏来看，2022年3月和4月是高峰，到期及行权规模均在4000亿元以上，1月、7月、8月、9月、11月和12月压力亦不小，到期及行权规模均在3000亿元以上。而2月压力相对较小，到期及行权规模仅1352亿元。

2022年城投债到期及行权规模最大的省份为江苏（8983亿元），每月到期及行权规模均在480亿元以上，其中1月、3月、4月是高峰，到期及行权规模均超过1000亿元。其余省份中，浙江、山东、湖南、四川、江西、重庆和天津个别月份城投债到期及行权压力也较大。浙江有7个月到期及行权规模在350亿元以上，11月、12月分别到期及行权434亿元、436亿元。山东在4月、9月和11月到期及行权规模均超过300亿元。天津2022年到期及行权规模占存量债的比重为46%，且压力主要集中在上半年，1月、3月和4月到期及行权规模均在200亿元以上。

存量债规模较小的青海、西藏、内蒙古、宁夏、海南、黑龙江和辽宁等省份2022年各月到期及行权规模较小，多数月份无城投债到期及行权，不过青海、西藏、内蒙古2022年到期及行权规模占存量债比重均超过40%，而宁夏、海南和辽宁占比均在20%之下。